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
——倫理學視閾下朱熹謀事之包養dcard忠的重要內涵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原載《武陵學刊》2021年第2期
摘要：朱熹忠德思惟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謀事之忠是其內容之一。朱熹的謀事之忠重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涵：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持正不阿是指謀事之忠的原則和態度，扶危濟困是謀事之忠的主旨和目標，盡職盡責是謀事之忠的方式和途徑。盡管在品德實踐中，忠德的踐行在皇權社會下顯得舉步維艱，可是他卻做到了一位理學家在當時所能做到的最年夜的“盡忠”的盡力和嘗試，這是值得古人贊許和欽佩的。
關鍵詞：朱熹忠德；持正不阿；扶危濟困；盡職盡責
american學者田浩傳授指出，朱熹是個努力于研討品德價值的哲學家，並且認為其品德價值在經典中表達得最為明確［1］。忠德是朱熹品德哲學一個主要的內包養甜心容。他的忠德理論是樹立在“天理”基礎之上，其內容重要包含做人之忠和謀事之忠等內容。朱熹的做人之忠重要彰顯德性倫理學的維度，謀事之忠重要彰顯規范倫理學的維度。謀事之忠包含：持正不阿、扶危濟困和盡職盡責三個方面。持正不阿是指謀事之忠的態度和原則，扶危濟困是謀事之忠的主旨和目標，盡職盡責是謀事之忠的方式和途徑。
一、持正不阿
正即正義。墨包養違法子說：“義者，正也。何故知義之為正也？全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為正也。”（《墨子·天志下》）忠，往往與公、正、直等意義附近或相通。是以，持正不阿，就是“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韓非子·飾邪》卷五）。《忠經》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后用其能。”（《忠經·廣為國章第十一》）這是強調忠德的好心。
持正不阿是指品德行為主體在面對內在的客觀事實世界時，體現出來的守逝世善道、伸張正義、不奴顏傲骨的品德精力和倫理氣質。孔子說：“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克不及正其身，如君子何？”（《論語·子路》）孔子還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孟子說：“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進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孟子·梁惠王上》）這是持正不阿精力的源頭。朱熹繼承了孔孟之道，發展了儒學,在忠德上接收和改革了孔孟的思惟資源。在儒家看來，忠就是教人以善。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全國得人者謂之仁。”（《孟子·滕文公上》）這說的就是持正不阿、勸人以善包養留言板的處事之道。
持正不阿體現在幹事的行為上，就是要盡心利人。朱熹認為，持正不阿就是盡心盡力秉公行事，不為私利。朱熹說：“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四書章句集注·年夜學章句》）《左傳》也說：“無私，忠也。”（《左傳·成公九年》）盡本身最年夜的盡力公正公平行事才是忠。正如戴震所說：“竭所能之謂忠。”（《戴震集·原善》）
那么，若何才幹做到持正不阿呢？朱熹認為“制欲”是最基礎的方法和原則。一個人只需在欲看眼前不動心，靜如止水，那么持正不阿就不難做到。朱熹和呂祖謙在編《近思錄》時專門設“存養”一節，其第六條說：“人之所以不克不及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成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無私也。無我則止矣。不克不及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為無咎也。”（《近思錄·存養》）卷四）朱熹解釋說：“謂‘艮其背’為‘止于所不包養網車馬費見’，竊恐已然。……‘止’，是當止之處。……‘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事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于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于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朱子語類》卷七十三）朱熹的意思是說，“艮其背”指行為主體應當秉持公平不阿的態度，往面對該面對的事，做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這個“背”重要就是行為主體主觀上摒包養dcard棄外物的誘惑。“庭”即天井，“除”即臺階，意思附近之人。這樣的話，即便是“庭除”之近，也能做到“至近不見”，或許做到“行其庭，不見其人”。
朱熹認為，“制欲”是一個人行事持正不阿的基礎方法和原則。“制欲”的主旨就是“止于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朱熹說：“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朱子語類》卷七十三）這樣就可以達到“艮其背”，做到“制欲”，也就是“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的境界。
朱熹認為，“理”年夜于“勢”，“理”規范“勢”，或許說“理尊于勢”，亦可以說“道尊于勢”。在面對內在的“勢”時，持正不阿者要據“理”力爭。假如持正不阿者沒有“制欲”的行事原則和德性修養，就不難為內在的“勢”所折服，不難“心為形役”。這樣的話，就如程頤所說：“古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成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近思錄·存養》卷四）持正不阿者最后變成趨炎附勢、阿諛阿諛之流，這是朱熹最為惡感的。
黑格爾說：“束縛在命運枷鎖上的人可以喪掉他的性命，可是不克不及喪掉他的不受拘束。”［2]持事者最年夜的障礙就是不克不及外行為過程中抵御內在的“誘惑”。黑格爾要表達的和朱熹講的人要“艮其背”具有同樣的內涵，這是一切持正不阿者的配合態度。朱熹持正不阿的謀事之忠，與東方年夜哲表達的是人類一個配合的主題：“理尊于勢”。這大要就是“學者”（持事者）必須秉承的德性，也是“學者”應當具有的人文“天然力”，彰顯了“學者”的尊嚴和價值，也為人類的進步釋放了“學者”應有的品德氣力。這正如康德所說：“在受科學或強權壓迫的情況下，則沒有什么人比學者更必不成少。”［3]
朱熹強調的持正不阿之忠，在歷史上影響深遠。胡適說：“（朱熹）這種學說深刻人心之后，不知不覺地使個人的價值舉高，使個人覺得只需有理可說，富貴利祿都缺乏羨慕，威武刑戮都缺乏畏懼。‘理’是不生不滅的，暫時的掉敗和壓制終不克不及永遠把天理埋沒了，天理終有年夜白于全國的一日。我們試看八百年的政治史，便了解這八百年里的知識階級對當局的奮斗，無一次不是掮著‘理’字的年夜旗來和當局的威權作戰。元祐黨禁（1102年），南宋的慶元黨禁（1196年），明初成祖的殺戮學者（1402年），包養網車馬費明代學者和太監或權相的奮斗，直到明代末的東林黨案（1624—1627年），無一次沒有理學家在里面做運動的中堅，無一次不是當局的權威年夜戰勝，卻也無一次不是理學家的最后的勝利。明末的呂坤說的最好：‘六合間唯理與勢最尊，理義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皇帝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于全國。’”［4]
二、扶危濟困
若何彰顯人的責任，儒家認為，忠恕之道是最基礎的原則。是以，在儒家看來，人的價值只要在人際來往中，在為別人不計功利的支出中，才幹彰顯出來。所以，有的人說，儒家就普通本質而言，是一種古典的來往實踐理論［5]。這個論斷盡管沒有歸納綜合出儒家學說本質的所有的，卻也指出了儒家具有實踐的特征。忠德作為儒家倫理的一部門，其價值彰顯最好的方法就是實踐。扶危濟困是忠德實踐的基礎原則和主旨。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朱熹的忠德思惟是對傳統儒家忠德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一些研討者認為，儒家忠德在先秦具有開放的內涵，不僅包含下對上的忠，更主要的是包含上對下的忠。到了宋明之后，忠德就慢慢變成了下對上的忠，甚至成為臣下對君主的忠德專利。這種觀點今朝還散佈在學術界。實際上，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是沒有熟讀宋明理學經典文獻而產生的一種學術偏見。事實上，宋明時代的忠德不僅是政治品德規范，並且也是人際來往的品德規范，還是人的德性規范。朱熹不僅在理論上並且在實踐上為忠德的踐行做出了宏大的盡力。
扶危濟困是對傳統忠德的繼承和發展，體現儒家“仁以為己任”的品德責任感。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語·子路》）忠，“內盡于心也”（《禮記·禮器》）。王弼也說：“忠者，情盡之盡也。”（《論語釋疑》據皇侃《論語疏》引）朱熹在《論語集注》援用程子的話說：“忠者天道，恕者人性。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年夜本達道也。”朱熹本身也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論語集注》）朱熹繼承了後人關于忠德的內涵，并通過與“恕”的比較來闡釋“忠”作為一種德性和德性的能夠性。這種忠恕之道其實就是仁道、人性、理道、人倫之道、進世之道等。扶危濟困，是忠德為人處世、安居樂業的儒家責任倫理的實踐之道，是人際來往的一種實踐理論的基礎地點。
朱子作為道學家的偉年夜代表，他平生“在野多時，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旬日罷了，然憂國之誠，則始終不衰”［6]。其平生都在盡一個理學家的奸臣之道。扶危濟困是朱熹踐履忠德的一個主要的維度。
那么，若何才幹踐履扶危濟困之忠？朱熹在《庚子應詔封事》中說：“全國國家之年夜務莫年夜于恤平易近，而恤平易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平易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罷了矣。”（《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庚子應詔封事》卷十一）朱熹談到的恤平易近、省賦、治軍直至正君，其實就是道學家的三年夜主張：安平易近、治官（軍）、正君。那么，扶危濟困之忠天然就包含這三個方面內容。
第一，救濟。救濟蒼生，就是讓老蒼生安居樂業。朱熹說：“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難道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白鹿洞書院提醒》卷七十四）意思是為學的目標是要學乃至用，經邦濟世。扶危濟困是“推以及人”。從個體層面來說，就是要救濟蒼生，使他們擺脫貧困，物質充實。
第二，設立社倉軌制。社倉軌制是朱熹的首創，是一種平易近間儲糧和社會救濟軌制。乾道四年（1168年），建寧府（今福建建甌）出現饑荒。朱熹和同鄉劉如愚設立五夫社倉，當時倉內的糧食是向知府借了常平米600石設立的。社倉糧食先由當局撥給常平米為貸本，春天農平易近無糧，就借給農平易近，秋收之后由農平易近償還，利錢是每石米收息米二斗。當米息收到相當于本米之后，僅收取耗米3升，以幫助農平易近度過缺糧的時間。朱熹說：“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兇荒。而隋唐所包養網VIP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另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躲于州縣，所恩不過販包養行情子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平易近，則雖饑餓瀕逝世而不克不及及也。”（《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建寧府祟安縣五夫社倉記》卷七十七）社倉軌制是扶危濟困很是有用的方法，也體現了理學家實行暴政的理念。朱熹說：“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以養成閭里睦姻任恤之風。”（《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勸立社倉榜》卷九十九）
第三，減賦。減賦是對災區實行減租減息的一種惠平易近辦法。朱熹曾經在知南康軍的時候，就對災荒地區提出減租減息的建議。他在《乞放租稅及撥米充軍糧賑濟狀》一文中，盼望朝廷減租減息，最終使得朝廷批準南康檢放苗米八分以上，共三萬七千余石［7]。這是扶危濟困的別的一種方法。
同時，朱熹認為對那種彼此推諉、利慾熏心的人應當給予批評。朱熹對這種漠視蒼生的現象非常惡感，他說：“然上供外所馀七千石，州郡亦不得用。轉運使每歲行文字下來約束，只教樁留在本州，不得侵支顆粒。那里有？年年侵使了，每監司使公吏下來檢視，州郡又厚賂遺之使往。全無顆粒，怪不得。若更不得支此米，何從得贍軍？然亦只贍得兩三月，何況都無。非天雨鬼輸，何從得來？某在彼時，顏魯子、王齊賢屢行文字下來，令不得動。某報往云：‘累政即無顆粒見在，雖下屬約束清楚，奈歲用指使何？今求下屬，不若為之豁除其數。若守此虛名而無實，徒為胥吏輩賂賄之地。又況州郡每歲靠此米支遣，決不克不及如約束，何似罷之？’更不聽，督責愈急。顏魯子又推王齊賢，王齊賢又推顏魯子。及王齊賢往，顏依舊行下約束，卻被某不克不包養甜心及管得，只認指使了。若以為罪，則前后之為守者皆一樣，又何從根究？其勢不何如，只得這般處。”（《朱子語類》卷一百八）朱熹這里刻畫出了那些彼此推諉、只顧本身烏紗帽的仕宦。這也體現了朱熹扶危濟困之忠的好心心思。
總之，扶危濟困，就是要無力者出力，有財者出財，有德者勸人以善。這是朱熹踐行忠德的一種實踐，體現了包養妹儒家憂世憂平易近的現實關懷。
三、盡職盡責
盡職盡責是朱熹忠德思惟謀事之忠的一種方法和途徑。朱喜說：“人之官吏不克不及盡心盡責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白文公政訓》）盡職盡責，指無論處于哪個階層的人，都要盡到本身的天職和責任。
朱熹自己就是盡職盡責最好的典範。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歲時，由丞相史浩（1106—1194年）及陳俊卿（1113—1186年）鼎力舉薦，任宣教郎知南康軍兼軍內勸農事一職。宣教郎官大要是文官的第二十六級，級別較低。上任初期，就榜南康三事：一是凡士人長者僧道平易近人，有何興利除害計畫，悉具以陳；二是鄉人長者應歲時集會，講信修好；三是本軍學校養士不過30人，故鄉黨應推擇學子遣詣學宮（《晦庵師長教台灣包養師白文公函集·知南康榜》卷九十九）。盡管朱熹官職很低，可是依然堅持盡心為平易近，不克不包養留言板及因為官職低下就妄自尊大，而是要不驕不躁，盡職盡責。
若何做到盡職盡責？朱熹認為應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對官員來說，要進步本身的行政效力。朱熹說：“須是有旁通歷，每日公務開項一一記。了即勾了，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包養金額“當官文書薄歷，須每日結押，不成拖下。”（《白包養女人文公政訓》）官員持正，體現在公務短期包養上就是要逐日清楚逐日的工作，進步行政台灣包養效力，不成將本日之事拖到明日。
同時，要整頓朝綱，反對腐敗。宋代一向被冗官、冗兵、冗費等“三冗”問題所困擾。盡管北宋早期進行了富國、強兵的王安石變包養網比較法運動，獲得了必定的成效，部門地解決了宋帝國的財政問題，可是王安石變法并沒有從最基礎上扭轉宋代“三冗”問題。是以，這些問題，也是擋在理學家朱熹眼前的一個難題。他認為整肅朝綱，無益于解決當局的行政效力低下、貪污腐敗的問題。他援用董仲舒的話說：“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平易近，正萬平易近以正四方。”（《漢書·董仲舒傳》卷五十六）只要這樣，各級官員才幹做到盡職盡責，進步行政效力，為平易近盡心盡力辦事。
第二，對軍隊來說，要整頓軍紀，避免軍隊墮落，軍費浮冗。軍隊人數之多是宋代“三冗”問題之一。朱熹認為，軍人盡職盡責關乎國家的安危和社會的穩定。因為宋初設立的將兵分離軌制，將不知兵，兵不知將，導致軍隊的戰斗力非常低下。同時，宋代大批收容災平易近、荒平易近和流平易近，導致整個軍隊的素質極差。朱熹深入地刻畫了宋代軍隊墮落現象，包養心得他說：“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白癡，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托為事。物看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派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盼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升擢，下所以飾後代，而快己私。”（《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庚子應詔封事》卷十一）將帥軍官的貪婪囂張，必須整頓。所以朱熹強調：“不令太監賣統軍官職，是本日軍政第一義。”（《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
要整頓軍隊，就要選將練兵，規范軍紀。朱熹說：“選將吏，核兵籍，可以節軍；開廣屯田，可以實儲軍糧；聯系平易近兵，可以益邊備。”（《宋史·本紀》卷二十六）朱熹從官兵的素質、軍隊的開支、軍平易近關系的處理這三個方面來整頓軍隊。這些辦法假如當時被采用應該能對整肅軍紀、增強軍隊的戰斗力起到積極感化。可是因為天子趙眘只把朱熹當作一個品德木偶，對他的建議佯裝采納，實則不消，是以這些辦法沒有發揮真正的感化。朱熹在給周必年夜的信中無不憤怒地說：“謬妄所陳，圣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然前事不聞有所實施，后事便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圣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于行事之實也。”台灣包養（《晦庵師長包養一個月價錢教師白文公函集·與周參政札子·一》卷二十六）
第三，強化品德教導，進步整個社會盡職盡責的品德素養。朱熹作為理學家，認為想要人包養條件們都做到盡職盡責，就要周全實施品德教導，盡力進步人們的品德素養。在朱熹的教導視野中，“存天理，往人欲包養網VIP”是他整個品德教導的主旨。
朱包養違法熹的《白鹿洞書院提醒》最能表達他的品德教導理念。《提醒》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伴侶有信。上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罷了。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包養意思。上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致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上修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上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上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難道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罷了也。古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沉思而問辨之。茍知其理之當但是責其身以必定，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別人設之而后有所持循哉。晚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前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年夜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照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否則，而或出于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包養網比較哉。”（《晦庵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白鹿洞書院提醒》卷七十四）
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提醒》中對個體品德修養、品德教導的方法、品德教導的目標、品德教導的實踐等都做了規定。這也是他周全晉陞人們盡職盡責忠德素養的教導主旨，其意義嚴重，影響深遠。所以，錢穆師長教師說：“朱子于政事治道之學，可謂于理學界中最彪炳。試觀其壬午、庚子、戊申諸封事，議論光亮正年夜，指陳確切著實，體用兼備，理事互盡，厝諸北宋諸儒乃及古今名賢年夜奏議中，斷當在第一流之列。又其在州郡之行政實績，如在南康軍之救荒，在漳州之正經界，雖其事有成有敗，然其特別果為，與夫強立不反之風，歷代名疆吏施政，其可瓚佩，亦不過這般。又朱子留意史學，于歷代人物賢奸，軌制得掉包養ptt、事為利病，治亂關鍵，莫不探討緊密，了如指掌。尤其于北宋熙寧變法，新舊黨爭，能平心評判，抉摘幽微，既不蹈道學家之義理空言，亦不陷于當時名流賢年夜夫之意氣積習。以朱子之學養，果獲年夜用，則漢唐名相政績，宜非難致。”［9]
總之，從某種水平上說，倫理學重要是研討人的行為的一套規則［8]。盡管也有人將元倫理學視為倫理學的主要分支之一，可是在品德實踐中重要還是研討做人和幹事之德，即規范倫理包養網ppt學（包含應用倫理學）和德性倫理學。朱熹謀事之忠的三方面內涵即持正不阿、扶危濟困短期包養和盡職盡責比較周全地歸納綜合了做有德之事的品德原則、品德態度，品德主旨、品德目標和品德方式。盡管這在皇權社會的品德實踐中顯得舉步維艱，加之朱熹謀事之忠的理論也有這樣那樣的缺乏，可是他卻做到了一位理學家在當時所能做到的最年夜的“盡忠”的盡力和嘗試，這是值得古人贊許和欽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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