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九宮格分享劉京臣】科舉文獻收拾的新結果——讀龔延明主編點校本《天一閣躲明代科舉錄選刊》
科舉文獻收拾的新結果——讀龔延明主編點校本《天一閣躲明代科舉錄選刊》
作者：劉京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討所副研討員）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廿九日丁丑
耶穌2017年交流12月16日
隋唐以來，中國有“科舉社會”之稱。科舉制成為我國歷史上選拔人才的主渠道。科舉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為歷代王朝國家機器的運轉，輸送了大批人才。唐五代共有一萬余人及第。兩宋三百余年，共舉行了118榜考試，文武兩科正奏名進士及諸科及第約十一萬人。明代近三百年間，舉行了89次科舉考試，及第者有兩萬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兩萬六千余人及第。
但是明代之前，原始的、完全的及第錄，僅存南宋《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錄》《寶祐四年及第錄》和元朝《元統元年進士錄》三種，值得慶幸的是，“明代保留至今的《及第錄》據統計有58共享空間種，此中天一閣獨家所躲明代《及第錄》就有41種”。迄今尚未發現唐宋時期的鄉試錄、會試錄，相形之下，天一閣躲明代《鄉試錄》277種、《會試錄》38種就顯得非分特別珍貴，正如龔延明師長教師所稱“這聚會場地三級科舉錄配合構成研討明共享空間代科舉軌制最原始、最基礎、最權威的文獻”（《明代三級科舉錄的文獻價值：以天一閣躲明代〈及第錄〉〈會試錄〉〈鄉試錄〉為中間》，《文獻》2016年第5期）。
在海內外讀者期盼之中，寧波出書社將舞蹈教室天一閣鎮閣之寶——明代《鄉試錄》《會試錄》《及第錄》，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書。嗣后，與龔延明師長聚會場地教師及其團隊一起配合，又將這些古籍珍本“轉換成圖片和文本數據，并通過主題詞編輯技術樹立了古籍資源數據庫”，涵蓋了《鄉試錄》277種、《會試錄》38種，以及《及第錄》56種中的45種，總字數達到1237萬字，初步建構起天一閣躲明代科舉文獻的數教學字化體系。此中，《鄉試錄》277種，是迄今為止海內外初次收拾出書的科舉錄，彌足珍貴。
2016年，在此數據庫基礎上的文本版《鄉試錄》及點校瑜伽場地本《會試錄》《及第錄》正式出書，從影印本到數據庫，再到文本版、點校本，這既是“天一閣躲古籍珍本數字出書工程”的優秀結果，又是近年來國家鼎力推進新聞出書改造發展的講座場地一項成績，標志著明代科舉錄文獻數字化體系的初步樹立，完成了科舉文獻從傳統影印向數字化的轉變，更便于讀者應用。從影印到數字化與紙質文本點校收拾同步出書，這是文獻收拾從單一的傳統形式到多元化私密空間的轉型。
與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科舉考試相應的，點校收拾本《鄉試錄》《會試錄》《科共享會議室舉錄》，涵蓋了明代科舉考試分歧層級的試卷內容與及第人物資料，這為清楚某科、某地、某級的具體科考情況，供給了翔實的第一手資料，是明代科舉文獻的淵藪，為讀者研討明代科舉帶來極慷慨便。我們以成化十七年（1481）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為王華、黃珣、張天瑞：
王華，貫浙江紹興府余姚縣人，平易近籍。儒士。治《禮記》……浙江鄉試第2名，會試第33名。
黃珣，貫浙江紹興府小樹屋余姚縣人，平易近籍。國子生。治《禮記》……浙江鄉試第1名，會試第259名。
張天瑞，貫山東東昌府清平縣，軍籍。國子生。治《詩經》……山東鄉試第3名，會試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為余姚人，且皆習《禮記》。這能否意味余姚人比較重視且長于科舉，能否意味著當地有以《禮記》應舉的風尚？
據考核，成化十七年，僅余姚一縣就有王華（一甲第1名）、黃珣（一甲第2名）、陳倫（二甲第29名）、毛憲（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諫（三甲第16名）六人進三甲。六人中，除翁迪習《易經》外，其余五人皆習《禮記》。
通過對有明一代的余姚講座場地縣進三甲者情況進行梳理，能夠發現，此中習《禮記》《易經》者最多，僅臚列余姚縣榮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謝遷，會議室出租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王華，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黃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禮記》；
謝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禮記》；
韓應龍，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禮記》；
孫升，嘉靖十四年，一舞蹈場地甲第2名，治《易經》；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禮記》；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年齡》。
八人之中，三位狀元、三位榜眼、教學場地兩位探花。六人治《禮記》，一人治《易經》，一人治《年齡》。這充足印證了陳時龍師長教師在《明代科舉與地區專經》一文中指出的該縣“科舉中式人數特別多，而士人擅長《禮記》和《易》，以一縣而擅長兩種經典，是地區專經現象中比較特別的案例”。
若對這個名單進行細化，會發現舞蹈教室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謝遷，“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全國稱賢相”，“請誅劉瑾不克”而求致仕歸。被奪誥命，全國咸以為其危，卻能“與客圍棋、賦詩自如”（《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謝丕，弘治十八年進士落第，“歷仕宦部左侍郎，贈禮部尚書”。父子鼎甲，可謂盛矣。那么，明代科舉史上，能否還存在著其他父子鼎甲的情況？能否有祖孫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進一個步驟，能否有一些長于科舉的家族？如有，這些家族又有著怎樣的特點？這些家族與宋代以科舉著稱的家族有著怎樣的異同，又有哪些新變？這些疑問，皆可以《科舉錄》為依據深刻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兩科的狀元、榜眼皆為交流紹興府余姚縣人，這在整個明代科舉教學場地史上也未幾見。更為奇絕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小樹屋是吉安府吉水縣人，第三名李貫是廬陵縣人；與之類似共享會議室的還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龔锜、林文皆為福建人，分別來自漳州府長泰縣、建寧府建安縣、興化府莆田縣。其實，永樂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順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現過一甲三人中有兩人來私密空間自統一省份的現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這類情況，還是很少見的。為教學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隸等地不僅能在科舉中占據優勢，還能在三甲中占據優勢？別的，這些地區能否一向占據優勢，若發生過變化，又呈現出怎樣的新變，緣由安在？這些疑問，亦可以《科舉錄》為依據深刻探個人空間討。
例如王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陽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進士，文武兼善，終明一朝，大名鼎鼎。學界對王陽明和王氏家族關注頗多，然未見以《科舉錄》反應的科舉人物關系網為文獻依據，進行研討，這給學界深刻研討王陽明供給了空間。
成化十六年，楊繼宗“嘗監鄉試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當年夜魁全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拆卷，王華、李旻也，后果相繼為狀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鄉試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舉中雙元”，分別成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狀元。這也是明代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瑜伽教室，“一家教舉中雙元”這種或類似情況在明代科考中能否還存在？
再如，黃佐《翰林記》多記載自洪武至正德、嘉私密空間靖間的翰林掌故。據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書倪岳等皆出生翰林者，“相與醵飲，倡為瀛洲雅會”（《翰林記》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書王華、侍郎黃珣等人復繼之，多有詩酒唱和。這帶給我們另一個啟示：以《科舉錄》為依托，有了已經數據化的《科舉錄》信息，結合明代史籍、文集、筆記進行研討，從地區、家族、出生、文學與政治傾向等角度詳盡考核整個明代官員、士人交游與講座場地互動成為能夠。以上，限于篇幅，僅從一個視角考核《及第錄》（殿試錄）罷了。
而由龔延明主編，經點校收拾出書瑜伽教室并已數字化的天一閣躲明代《及第錄》（3冊225萬字）、《會試錄》（2冊149萬字）、《鄉試錄》（863萬字），總15冊、1237萬字，是一個卷帙眾多、明代三級考試原始文獻的寶庫，猶如一座金礦，科舉資源極其豐富，正待讀者和有志者發掘和開采，為深度清楚中國科舉社會的真實面孔，和推動與科舉相關聯的學科研討的發展，供給無益的幫助。
責任編輯：姚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