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性的彰顯：中國哲學史的新書寫
作者：丁四新 馮鵬
來源：《孔子研討》2022年第2期
摘要：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并回歸對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敘述，是郭齊勇師長教師平生最有價值和最有興趣義的學術任務之一。他認為，建構中國哲學之主體性應當包含三個方式論要點，即懂得的歷史包養網dcard性與詮釋的相應性，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以及內在性的批評與思惟的訓練。同時，他特別強調“內在理路”的原則及“同情的清楚”的態度。郭齊勇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彰顯了他的學術尋求，《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新書寫重要體現在天人道命之學是諸子百家思惟所環繞的中間論域，及“仁”和“道”是中國哲學最焦點的范疇等方面。《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的新書寫重要體現在徹底擺脫了舊研討范式及其話語體系的限制，直面秦漢哲學本身的觀念、命題、思潮、台灣包養網人物和著作等，并對秦漢哲學作了正面意義的梳理、發掘和詮釋，充足體現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關鍵詞：主體性；《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秦漢卷
作者簡介：丁四新，男，1969年生，湖北武漢人，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傳授，重要從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惟研討；馮鵬，男包養app，1987年生，河南正陽人，河南年夜學哲學與公共治理學院講師、歷史與文明學院博士后，重要從事秦漢哲學、易學和宋代表學研討。
一、百年中國哲學史的書寫
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與中國哲學史的書寫是緊密聯系在一路的。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迄今已逾百年，年夜約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前平易近國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平易近國時期，第三個階段是1949—1977年，第四個階段是1978—1989年，第五個階段是1990年以來一段時間。
前平易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包養軟體史書寫，其實重要是由japan(日本)學者完成的。japan(日本)長期受中華文明及漢文明的影響，近代之東方哲學傳進japan(日本)或許日人學習哲學，必定會導致部門學者反思中國思惟，以“哲學”視角書寫中國哲學史。在本質上，這是japan(日本)學者基于東亞文明的內在精力對中國傳統思惟的從頭審視和敘述。japan(日本)學者的中國哲學史書寫包含內田周平的《支那哲學史》、松本文三郎的《支那哲學史》和遠藤隆吉的《支那哲學史》等【1】。應當說，這三部中國哲學史著作都不太成熟，處于草創和初級階段；同時，它們對于當時的中國學者也幾乎沒有產生影響。1910年japan(日本)出書了高瀨武次郎的《支那哲學史》，普通認為，這部著作標志著japan(日本)學者書寫中國哲學史的成熟，且對當時的中國學者產生了必定影響。
平易近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重要由謝無量、胡適、馮友蘭和張岱年等人來書寫，此中胡、馮二氏著作的意義尤年夜。胡適《中國哲學史年夜綱》（上卷）是第一部用實用主義觀念寫作出來的中國哲學史，但這部著作只要先秦部門。馮友蘭師長教師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是第一部完全而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馮書的出書，標志著中國哲學學科的正式樹立。張岱年師長教師的《中國哲學年夜綱》講義是以問題為綱撰寫出來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意義長遠。不過，胡、馮、張三氏的中國哲學史都以東方哲學為直接參照系，難免帶有強勢構造和生搬硬套的痕跡，以及存在中國思惟本身之主題、范疇、內涵及發展線索不清的問題。除此之外，1930至1940年月還興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史書寫范式。郭沫若—侯外廬一系的書寫形式成為1949年后約30年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惟史書寫的主導架構。
20世紀后半期的中國哲學史書寫，以1978年為界分為前后兩節。前一節是人們在“思惟改革”的過程中完成此中國哲學史的書寫的，此中以侯外廬主編的五卷本《中國思惟通史》、任繼愈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教材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為代表；后一節是人們在“思惟束縛”的過程中完成此中國哲學史的書寫的，代表性著作有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只完成了前四卷）、楊憲邦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只完成了前三卷）、馮契的《中國現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蕭萐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教材。對于中國哲學史的書寫者而言，所謂“思惟改革”，是指樹立階級剖析法及兩個對子（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敘述觀念和書寫觀念；所謂“思惟束縛”，是指打破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及兩個對子的敘述形式，而回到黑格爾—馬克思或許列寧的哲學史觀那里往，運用所謂邏輯發展和“哲學史是認識史”的新觀念往書寫。任繼愈師長教師說：“本書著眼于中國哲學邏輯的發展過程，所以稱之為《中國哲學發展史》。”而其所謂邏輯發展，具體指人類認識史，“哲學史的研討對象就是整個人類認識的歷史”，而中國哲學史就是中華平易近族的認識史【2】。
本世紀以來出書的中國哲學史包含數套教材及郭齊勇編著的《中國哲學史》（高級教導出書社2006年版）。這些新編教材的撰寫，都與1980年月末至1990年月中國哲學學界內部的思惟認同及中國哲學之主體性建構的思潮有關。其時，包養故事包含郭sd包養齊勇師長教師在內的一批青壯年學者勠力反思近百年的中國思惟文明包養網車馬費運動，力圖擺脫啟蒙心態、意識形態及其他思惟意識的把持，而從頭回歸傳統的正面價值，在中國哲學、文明的敘述中從頭確定、認同其特質和主體性。同時，在此一時期，熊、牟一系的文明立場及其學術思惟對年夜陸學術界的影響日增。本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史的從頭書寫，恰是在此一思惟佈景下發生的。不過，筆者認為，本世紀初出書的多種新編中國哲學史教材僅具有實驗性質，由郭齊勇師長教師主編的本套《中國哲學通史》則意味著在新時代對于中國哲學史應當若何書寫問題的正式答覆，是以本書的出書具有嚴重的學術意義和社會價值。歸納綜合起來說，《中國哲學通史》的重要歷史功績是，同1990年以來出書的大批中國哲學史研討專著一路，配合彰顯和建構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
二、主體性的彰顯：《中國哲學通史》的書寫觀念和方式
為何要撰寫長編《中國哲學通史》？這包含內因和外緣兩個方面。外緣很簡單，即江蘇國民出書社一向在計劃出書長編“通史”類著包養網單次作，出書社方面找到郭齊勇傳授，盼望武漢年夜學中國哲學學科承擔此重擔。內因則年夜體上包含三點：一是主體性思維彌漫于近三四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史學術活動，是以所謂“中國哲學”在觀念上發生了巨變，而這個巨變即請求中國哲學必須包養一個月以其本身的成分出場，并據此來敘述其歷史。二是近三四十年來學術結果的積累及觀點的活躍已足夠豐富，這同樣請求古人必須寫作出一套新的《中國哲學通史》來。三是過去人們對于中國哲學史的偏見和負面論述亟待打消，其缺乏之處則亟待彌補。
郭齊勇師長教師的觀點在很年夜水平上代表了長編《中國哲學通史》列位作者的相關觀點和見解。郭師長教師關于哲學和中國哲學、哲學史和中國哲學史的基礎觀點、見解集中在《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的《導論》中。依筆者的經驗，郭師長教師關于“中國哲學史”及其相關概念的見解有三個來源：一是對上一代，特別是對于其師蕭萐父師長教師相關思惟的繼承和衝破，二是對于現代新儒學，特別包養感情是對于熊、牟一系哲學觀念及其相關學術結果的吸納和消化，三是他個人自己的人生經驗及在思惟上的自我否認和綜合創新。
如在“中國哲學”的定義及此中心問題的認識上，郭齊勇師長教師強調了中國哲學的特別性，且認為此特別性盡管有別于東方哲學，但并不料味著不具備廣泛性。或許說，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及其廣泛性應當以這些所謂特別性為基礎。他援用牟宗三的話說，中國哲學“是以‘性命’為中間，由此展開他們的教訓、聰明、學問與修行”；“它的著重點是性命與德性。它的出發點或進路是敬天愛平易近的品德實踐，是實踐成圣的品德實踐，是由這種實踐留意到‘生命天道相貫通’而開出的。”據此，郭師長教師說：“在這樣的哲學問題與問題意識下，中國哲學中的天人關系論、宇宙天生論、群己關系論、治身治國論、天道生命與心性格才論、德性修養的功夫論與境界論、知行關系與古今關系論、由品德直接到智性直觀等論說，比較發達。”【3】很顯然，他起首批準港臺新儒家所謂中國文明為心性文明的判斷。當然，他對中國傳統哲學之思惟結構的認識比單純宣稱為心性文明要復雜得多。在先秦卷的《導論》中，他將中國哲學短期包養的主題歸納綜合為六個方面：一是天人、神人關系問題，二是人與宇宙六合的關系問題，三是自我與別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四是性與天道、身與心的關系問題，五是言象意的關系問題,六是古今關系即社會歷史觀的問題。這六個方面同樣體現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台灣包養網
如在中國哲學的分期問題上，郭齊勇師長教師提出了四階段說，即創立期——先秦哲包養sd學，擴年夜期——漢唐哲學，融會期——宋至清代哲學，潛躲期——清末平易近初以來哲學（即現代哲學）。在其背后，這個分期法很顯然隱躲了一個“主體性”的邏輯，特別是從“潛躲期”的用詞及其補充說明來看更是這般。其補充說明是：“第四時期是東方文明作為強勢文明沖擊中國文明的時期，長期包養也是這兩種文明及哲學開始碰撞、融合的時期，中國文明及哲學在總體上處于劣勢并蟄伏的時期，是消化東方文明及哲學，再建中國文明及哲學之主體性的準備或過渡的時期。”彰顯中國哲學的主體性，并回歸對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敘述，可以說是郭齊勇師長教師及其同好從事中國哲學研討平生所做的最有興趣義和最有價值的學術任務之一。
包養條件相對于蕭萐父師長教師而言，郭齊勇師長教師在方式論上作了很年夜改變。在上個世紀70年月末至90年月，蕭師長教師那一代衝破了“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重視邏輯與歷史的統一，強調廣泛、特別和個別的辯證聯結，探討了中國哲學范疇史的邏輯發展和哲學觀念史發展的歷史圓圈，他和李錦全師長教師配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在敘述上應用了螺旋結構來取代對子結構。但對于郭師長教師來說，這些觀念進步還是很不夠的。郭齊勇師長教師在1990年月將此中國哲學史觀念逐漸演進到中國哲學之主體性的建構和敘述上來。具體說來，他認為應當包含如下幾個方式論要點：（1）懂得的歷史性與詮釋的相應性。（2）學科的主體性與中西哲學的對話性。他援用牟宗三的話說，中國哲學的解釋應當“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3）內在性的批評與思惟的訓練。他認為中國哲學史的研討必定要堅持“內在理路”原則，應持“同情的清楚”的態度。缺少同情的清楚，是過往敘述中國哲學史之所以掉敗的一年夜主觀緣由。
郭齊勇師長教師又將中國哲學的特質或中國哲學的精力、特點歸納綜合為七點，即天然生機、廣泛和諧、創造精力、次序建構、德性修養、具體感性和知行合一。這七點是其長期從事中國哲學文明的教學和研討的產物，是真知灼見。它們同時是郭師長教師所謂中國哲學之主體性的基礎內涵和價值。
三、先秦哲學史的新書寫
《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是由郭齊勇師長教師主撰的。除《導論》外，本卷共分十八章，它們是：第一章，《殷商時期的宗教和政治》；第二章，《西周的霸道政治哲學》；第三章，《年齡時期的哲學》；第四章，《孔子的哲學》；第五章，《老子的哲學》；第六章，包養心得《墨子的哲學》；第七章，《孫子的軍事哲學》；第八章，《孟子的哲學》；第九章，《莊子的哲學》；第十章，《名辯思潮與惠施、公孫龍》；第十一章，《后期墨家的哲學》；第十二章，《〈易經〉與〈易傳〉》；第十三章，《〈管子〉與稷下學宮的學術》；第十四章，《〈禮記〉中的哲學思惟》；第十五章，《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惟》；第十六章，《荀子哲學》包養管道；第十七章，《法家商鞅、韓非的哲學》；第十八章，《戰國陰陽家的思惟》。歸納綜合起來說，本卷的新書寫重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其一，充足留意先秦哲學本身的主體性及敘述的相應性。所謂主體性，即我們對于先秦哲學的敘述不再自外觀之，不再被高度東方化或被高度意識形態化，而成為單純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應當是自內觀之，先秦哲學的敘述應當充足體現其本身所內含的問題、概念、線索、思惟系統、獨特價值及其歷史佈景。從本卷來看，郭師長教師不單主張應當這般，並且實際上做到這般。郭著同時留意先秦哲學史敘述的相應性，而這個相應性之義即體現在對先秦諸家思惟之主次關系及其多元性、多樣性的充足尊敬上。
其二，認為儒家哲學在先秦思惟中占據主導位置。這一點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得出：一是本卷認為孔子與儒家繼承了三代的年夜傳統——天命論，并在順序上將孔子哲學一章放在老子哲學一章之前；二是本卷認為儒家哲學以“天人道命”問題為樞紐，實現了天命、天道的下貫；三是本卷認為儒家哲學樹立了彰顯人道尊嚴、人性自覺和人格獨立的仁學系統，解決了人的類本質是什么的問題；四是本卷認為孔子思惟及其所創立的儒學是懂得戰國諸子思惟的條件。
其三，重視對道家、墨家、名辯和陰陽等家思惟的敘述，不持學派偏見和隨意貶斥包養意思的態度，盡量客觀而平允地加以梳理和表揚。這一點對于郭齊勇師長教師來說是難能的包養網站，因為他自己是儒家文明的信仰者和推重者，是一名活著的當代新儒家。他認為，道家繼承了上古與年齡有關“天”的叩問、“氣”的傳統及其相關的“陰陽”觀念，構成了連續而整體的宇宙觀和宇宙天生論。老子和道家創立了凸顯天道與超出境界的“道”學系統，側重解決了在天人之際問題中“天是什么”及萬物所以為萬物的問題，提出了“天然”的存在理念和“無為”的政治原則。又認為，墨家與儒家同源，墨子與老子、孔子一樣反思文明源頭，思慮天人道命問題以及文明軌制對于人的限制問題。不過，墨子繼承的是平易近間小宗教的傳統，其學因本身的限制而未能成為年夜統。這不是說墨家沒有價值，而是中國社會歷史的選擇使然，它需求儒道思惟作為補充和救弊。
其四，重視對簡帛思惟和《禮記》思惟的敘述，專門撰寫了《〈禮記〉中的哲學思惟》和《郭店、上博楚簡的思惟》兩章。出土簡帛思惟是近三四十年來漢學界的研討熱點包養dcard，出土簡帛資料對于解決先秦哲學問題及其思惟的構成問題都有宏大感化。在年夜部頭中國哲學史著作中，本書是起首列專章來專門敘述出土簡帛思惟的，值得充足確定。而由于郭店簡、上博簡等的發現，《禮記》年夜部門篇目作為研討先秦思惟的靠得住資料也已獲得證實，本書因時而動，單列《〈禮記〉中的哲學思惟》一章，這也是值得確定的。
其五，認為諸子百家的思惟都是環繞天人道命之學這一中間論域展開的，又認為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是中國哲學最焦點的范疇，且儒道兩家不是絕然對立的，而是彼此影響和滲透的。這些觀點都值得確定，都體現了本卷的新意。
總包養管道之，郭著《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獲得了多方面的主要進步和成績，特別是它彰顯了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筆者認為，它是先秦哲學研討的一個新里程碑，是學者今后探討先秦哲學的主要參考書。
四、秦漢哲學史的新書寫
《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由丁四新、龔建平傳授主撰。這兩位作者都是在中國哲學的主體性思維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除《導言》外，本卷共分十六章，它們順次是：第一章，《從秦國到秦朝：以法家為主導的政治哲學》；第二章，《雜糅與會通：〈呂氏年齡〉的哲學思惟》；第三章，《漢初的思惟斗爭與黃老思潮》；第四章，《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哲學》；第五章，《〈淮南子〉的哲學思惟》；第六章，《諸子分撥觀念的演進與司馬遷的哲學思惟》；包養ptt第七章，《西漢周易哲學與讖緯思潮》；第八章，《劉向、劉歆的包養ptt哲學思惟》；第九章，《嚴遵與揚雄的哲學思惟》；第十章，《桓譚與張衡的哲學思惟》；第十一章，《〈白虎通德論〉的儒學理論系統與思惟貢獻》；第十二章，《王充的天然哲學》；第十三章，《王符、崔寔、仲長統、徐干哲學思惟合論》；第十四章，《荀悅的哲學思惟》；第十五章，《漢末易學與易學在漢魏之際的轉變》；第十六章，《道教的構成與〈承平經〉〈老子想爾注〉的哲學思惟》。本卷的新書寫重要體現在如下五個方面：
其一，以正向的積極的文明價值觀念和心態來對待、發掘和梳理秦漢哲學思惟，徹底拋棄了曾經長期籠罩在秦漢思惟論述上的啟蒙心態和買辦心態。清末平易近初以來，啟蒙思潮和文明上的買辦心態泛濫。反應在傳統文明的研討上，秦漢思惟，特別是漢代經學和儒學遂成為替罪羔羊，遭到啟蒙思惟家及受啟蒙思惟影響的學者的大舉詆毀、攻擊、踐踏和近乎謾罵式的批評，致使秦漢哲學淪為近百年來中國哲學史敘述中最單薄和最負面的環節。本卷《中國哲學通史》的書寫一掃“救亡圖存”時代意識給人留下的心靈陰影，擺脫了中國人給本身布下的迷魂陣，而直面秦漢哲學的思惟和精力自己，并予以正面而積極的梳理、發掘、闡揚和總結。此種觀念即決定了本卷在性質上迥異于過往的同類著作，而超出于它們之上。
其二，徹底擺脫了舊的研討范式及話語體系的限制，對秦漢時期的哲學觀念、命題、思潮、人物、著作等作出了直截女大生包養俱樂部了當的梳理、歸納、詮釋和省思。回顧過往的秦漢哲學史研討，由于遭到各階段時代風潮和政治風向的嚴重影響，研討者經常將其濃重的主觀意見和刻板的批評意識作為立論條件，于是秦漢哲學或思惟一方面遭到嚴重掩蓋和歪曲，成為任人裝扮的小姑娘，另一方面又成為一面破鼓，而任人捶打。反觀本卷的寫作，已完整跳出了上述“陳規陋習”。從此卷的《導言》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感觸感染到，作者完整是站在新的哲學及哲學史觀念的立場上來開展其研討任務的。而秦漢哲學的主體性，近百年來初次得以在本卷《中國哲學通史》中出場，并彰顯其正面的思惟內涵和精力價值。
其三，將秦漢哲學的主題定位為“政治哲學”，認為“政治哲學是秦漢哲學的重頭戲”【4】。此一鑒定不僅為讀者正確認識秦漢哲學指明了標的目的，並且防止了由于問題錯位而形成對秦漢哲學的誤讀，以及是以而導致的有掉公允的負面評判。這些情況在過往的中國哲學史敘述中非常常見，例如，1970年月，牟宗三認為“兩漢經學之中較少哲學問題，是以我們略過不提”【5】；勞思光則認為漢代儒學背離了原始儒家的主旨，致使孔孟心性之精義不傳，其“思惟混雜之結果，使中國哲學思惟退進‘宇宙論中間之哲學’之老練階段”【6】。這些師長教師根據他們所持有的哲學定義，而徑直宣稱秦漢時期是中國哲學發展的泥潭和低谷。本卷以“政治哲學”包養俱樂部為本期哲學的焦點議題，在筆者看來，是合適實際的。本卷對于秦漢思惟的相關梳理和描寫呈現出一幅恢弘畫卷，年夜年夜進步了人們對于此期哲學思惟的認知境界和研討興趣。
其四，重視對漢代經學哲學的梳理和研討，特別是易學哲學的梳理和研討。本卷《中國哲學通史》指出蓋天說和渾天說為漢代經學的宇宙論佈景，又指出律歷之學是漢儒天道觀的主要組成部門。關于蓋天說和渾天說，以往的哲學史著作也有論及，但普通只逗留在探討其真諦性的層面。本卷《中國哲學通史》所作的推進重要在于，進一個步驟探討了這兩種宇宙論學說對前人哲學思慮的影響。作者指出，“渾天說最為直接和最為主要的影響表現在歷法上”，并且在漢代宇宙論的發展上起到了主要的感化；而蓋天說則飾演了價值觀念建構之基礎的腳色。具體而言，“由蓋天說所導致的天上地下、天陽地陰和天尊地卑等觀念”，被懂得為“天道”的基礎內涵，而“人性世界的價值基礎”和“人倫世界的基礎次序”，就是在這種天道觀的基礎之上樹立起來的【7】。作者的這些說法，是以往同類著作幾乎不曾言及的。關于漢代經學哲學的具體內容，本卷高度重視對漢代易學哲學的敘述和研討，這是本書的又一年夜特點。本卷第七、第十五兩章即分別闡述了西漢和東漢的易學哲學，特別在后一章，作者關注的重心不再是普通意義上的所謂易例（象數解易方式），而是漢代象數易學建構的符號邏輯及其背后所隱躲的思惟宗旨；同時，作者高度關注漢末象數易學與王弼易學的批評性台灣包養網關系，指出：“漢末易學在著重建構一個宇宙圖景的同時，力圖建構一個人文明的世界。”【8】筆者以為，作者的此一論斷提醒了漢末象數易學的深層內蘊，對于整個象數易學史的研討也具有啟表示義。
其五，重視“天道觀”的概念，筆者似乎覺得，本卷黑暗以“天道觀”為總攝，來觀照和梳理秦漢時期的哲學思惟。作者指出，“在漢代，‘天道’成為一個表現‘廣泛道理’的概念，它貫穿于前人的宇宙觀、價值觀和人生觀之中，而漢人即以‘天道’作為人事的最基礎依據和道理”。結合漢代黃老學和儒學等思惟門戶及其代表性著作來看，作者的這種見解，確實掌握到了漢代哲學與思惟的焦點。也正因為這般，本卷一包養網推薦改過往同類著作的沉冗、渙散，而使得敘述變得風趣、有序和敞亮起來。
除以上所論五條，本卷還有許多特點和優長。例如，在章節的設定上，新著打破以往的慣例，將《呂氏年齡》的地位調后，以“包養app從秦國到秦朝：以法家為主導的政治哲學”為全書的第一章。這種設定不僅更貼合歷史本身與思惟發展的順序，並且加倍凸顯了政治哲學作為秦漢時期重要議題的特別位置。又如，在資料的選用上，新著不僅對傳世文獻做了細致的遴選，對出土文獻（如馬王堆帛書《經法》《十六經》《稱》《道原》與帛書《易傳》等）也進行了積極、公道的運用。別的包養網車馬費，本卷在總體上除了以秦代、西漢和東漢為主導線索外，還輔之以漢代經學發展的邏輯，這也是本書寫作很勝利的緣由之一。
總之，與以往同類型著作相較，《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無論是在研討心態、觀念、方式還是在章節設置、具體敘述和詮釋上都獲得了明顯進步，有了質的變化。絕不夸張地說，通過本卷的敘述，秦漢哲學不再是以往所顯示的那種可憎可惡的骯髒、塌陷抽像，而是換了一副新面貌，具有新時代氣象。而本卷是以可以成為中國哲學史，特別是秦漢哲學史書寫的一個新范本，并為以后的秦漢哲學史研討供給新的起點。
注釋
本文前三部門由丁四新撰稿，第四部門由馮鵬撰稿。
1 參看曹峰：《井上哲次郎與內田周平》，《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5月15日。
2 以上引文，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北京：國民出書社，1983年，“導言”部門，第4-11頁。
3 郭齊勇：《中國哲學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蘇國民出書社，2021年，“導論”部門。本文第二、三部門凡引郭著及轉引牟宗三等人的說法，均參見此書“導論”部門，下不再作注。
4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南京：江蘇國民出書社，2021年，“后記”部門，第719頁。
5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包養站長講》，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7年，第213頁。
6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桂林：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5年，第15頁。
7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導言”，第8-26頁。本書凡歸納綜合引文包養妹或暗引，年夜多見于“導言”，少數則請參見此書的相關部門。
8 丁四新、龔建平：《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第6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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